PlatON首席经济学家邹传伟：区块链如何成为大规模价值结算协议

区块链作为价值互联网，目标是让价值在互联网上的转移如同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传播一样简便和高效。肖风博士指出，区块链方便用智能合约来自动化对大规模协作进行价值计量、价值分配、价值存储和价值结算，使得跨界的、公共事务的大规模协作成为可行、可信，变得高效。

2013年，Vitalik在以太坊白皮书中就设想了智能合约在金融中的一系列应用场景，特别是基于智能合约的金融衍生品。但7年过去，以太坊的金融应用离主流金融行业仍然有相当大差距。

区块链如何成为大规模价值结算协议？我总结目前区块链在金融领域的实践，特别在支付和DeFi方面，提出区块链成为大规模价值结算协议应解决的五个问题：

第一，正视货币的网络效应与货币错配问题。在由法定货币主导的世界中，留给价格高度波动的加密货币的支付场景很小。基于智能合约的金融产品以Token为计价单位，与我们在现实中面临的风险可能存在货币错配问题。而央行数字货币和全球稳定币让上述问题迎刃而解，是区块链进入主流金融应用的基础。

第二，在预言机的“不可能三角”中务实取舍。预言机是区块链外信息通往区块链内的桥梁。在很多场合，基于智能合约的金融产品、风险对冲策略和经济机制需要通过预言机读入区块链外信息。没有一个预言机方案能同时具有准确、去中心化和成本效率这三个特征。在主流金融应用中，准确、成本效率是刚需，去中心化则可以适当让步。

第三，认识去信任化的能与不能。去信任化有其优点，但可能造成超额抵押与流动性占用问题以及多重身份攻击和串谋攻击问题，不应不分场合地追求去信任化。比如，DeFi借贷如果不能突破超额抵押，发展瓶颈非常明显。

第四，有机融合技术和机制设计。信任是各种经济活动的“润滑剂”。技术可以产生信任，机制设计也可以产生信任。区块链的一个优势是可以让技术和机制设计融合，比如哈希时间锁就体现了这个思路。这方面有很多值得尝试的创新。

需要看到，区块链既有技术属性，更有经济和治理属性，区块链应用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区块链技术尽管是第一位关注对象，但技术进步有自身规律，在性能拓展、跨链和隐私保护等方面不能急于求成。在技术进步放缓时，区块链经济和治理机制则有巨大拓展空间，能弥补技术进步的不足。

第五，发挥数字货币与数字资产的可编程性。价值结算伴随资源配置进行，而大部分资源配置是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进行。因此，区块链要成为大规模价值结算协议，必须理解与区块链有关的货币和金融形态，也就是基于区块链Token模式的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与传统形式货币和资产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可编程性。可编程性既是区块链应用于金融的基础，更使基于区块链对多方协作进行自动化价值计量、价值分配和价值结算成为可能。我着重讨论了基于央行数字货币可编程性的原生数字金融资产概念。

以下将分为五个部分，具体讨论上述五个问题。需要看到的是，区块链作为大规模价值结算协议，是理解区块链应用的一个关键。区块链只是一个分布式账本，分布式账本不可能直接触及、操控或改变现实事物。只有通过分布式账本中流转的价值，激励现实中的人和机构，才能影响现实中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等。

一、正视货币网络效应与货币错配问题

从比特币过去10年多经历中，可以实事求是得出一个结论：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在现实支付场景中的表现很一般。原因既不在于监管是否认可（比如比特币在日本是合法支付工具），也不在于区块容量和交易确认时间等效率指标，而在于货币的网络效应。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法定货币主导的世界，用法定货币进行各种交易。大部分人的大部分资产、负债、收入和成本等都以法定货币为计价单位。我们习惯用法定货币为单位来衡量面临的风险和机会并据此做出经济决策。法定货币有很强网络效应。比如，考虑一个日本商家，就算它愿意收取比特币，因为不一定能找到愿意收比特币的上游供应商，它或早或晚需要把收到的比特币兑换成日元。

这样，它就不得不承担比特币兑美元的价格波动风险，而这个风险很可能超过它本身业务的风险。在这个世界上，留给价格高度波动的加密货币的支付场景很小。

不仅如此，因为智能合约只能操作区块链内的Token，不能直接操作银行账户资金，基于智能合约的金融产品以Token为计价单位，与我们在现实中面临的风险存在货币错配问题。比如，设想一个基于智能合约的航空延误险，承诺在飞机延误时给投保人一定数量的以太币。这样，一个法定货币本位的投保人将面临双重风险：飞机延误的风险和以太币价格下跌的风险。在以太币价格高度波动时，后者的影响可能远超前者。这是基于Token的金融产品、风险对冲策略和经济机制在现实中普遍面临的困境。

在很多场合，人们关注Token价格涨跌，而背离金融产品、风险对冲和机制设计的初心。尽管理论上可以根据Token价格动态调整对冲比率，用基于智能合约的金融衍生品有效对冲风险敞口，但这样操作成本高，很难完全消除基差风险（Basis Risk）。

在央行数字货币和全球稳定币（以Libra为代表）时代，货币错配问题将迎刃而解。从目前实践看，主流的央行数字货币和全球稳定币采取Token模式。在保留Token可编程性的同时，Token发行基于足额法币储备资产，Token价值与法定货币或一篮子法定货币挂钩，且此挂钩关系受一系列增信措施保障。央行数字货币和全球稳定币不仅是有效支付工具，它们叠加智能合约而成的金融产品、风险对冲策略和经济机制，与现实经济活动之间就不存在货币错配问题。这是区块链进入主流金融应用的基础。

二、在预言机“不可能三角”中务实取舍

在很多场合，基于智能合约的金融产品、风险对冲策略和经济机制的触发条件取决于区块链外信息，比如股价、利率和汇率等。这些信息需要先通过预言机写入区块链内。预言机是区块链外信息通往区块链内的桥梁。有两类预言机：一是中心化的，依赖某一中心化信息源，比如彭博和路透；二是去中心化的。

区块链领域对去中心化预言机进行了很多探索。主流方案是，将区块链外信息离散化后，用经济激励和投票写入区块链。这类方案依靠群体智慧，根据投票结果奖惩投票人：投票越接近全体投票的平均值、中位数或其他样本统计量，越有可能得到奖励，反之就越有可能被惩罚，以此来激励投票人认真投票。隐含假设是，参与投票的群体在投票时不存在系统性偏差。

然而，这类去中心化预言机方案的局限非常明显。第一，链上投票需要时间和成本，有明显效率瓶颈。而现实中，很多金融衍生品和风险对冲策略需要持续不断读入市场价格数据，更新频率要远高于链上投票频率。第二，不管如何设计经济激励，参与投票群体都存在选择性偏差，“不存在系统性偏差”是一个过强的假设条件。第三，链上投票结果难以达到金融应用对精确性的要求（比如精确到1个基点）。3月12日，MakerDAO就因为以太坊链上拥堵和交易手续费高企，出现了预言机数据更新不及时情况。

从现实中普遍使用的预言机可以看出，预言机应该在去中心化和中心化之间做好平衡。比如，ChainLink一方面使用去中心化的数据源和预言机节点，配以可信硬件并对数据源数据签名，另一方面使用验证系统、声誉系统和认证服务等带有中心化色彩的机制。其中，验证系统监控预言机节点的行为，提供可用性和正确性等指标，帮助用户做选择；声誉系统记录预言机节点的历史表现，节点为获得好声誉会正确行事；认证服务主要是为高质量的预言机节点做信用背书。

我认为，预言机也面临“不可能三角”：没有一个预言机方案能同时具有准确、去中心化和成本效率这三个特征。在主流金融应用中，“准确”和“成本效率”毫无疑问是刚需，去中心化则可以适当让步。用周小川行长原话：“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去中心化作为一个新的特性，金融业当前是否迫切需要？”

三、认识去信任化的能与不能

去信任化有优点，但也有很大局限。我用一个最简单也最具代表性的智能合约说明。

（一）去信任化的优势

考虑“在一定触发条件下从A地址往B地址转X数量的Token”，操作和处理程序如下：

第一步：交易发起者将转让信息传播到分布式网络中。

第二步：矿工或验证节点检查触发条件是否被满足，发起者是否拥有A地址的操作权限，以及A地址中的Token数量是否超过X。其中，触发条件如果取决于区块链外信息，就需要预言机。对A地址的操作权限往往体现为相关签名操作（包括多重签名），也可以体现为哈希时间锁。转让数量X既可以由交易发起者设定，也可以由公式来决定，从而实现或有支付（Contingent Payment）或复杂的偿付结构（Payoff Structure）。

第三步：如果矿工或验证节点确认上述前置条件均满足，就执行这笔交易。执行结果只有“成功”、“失败”两种，不存在中间情形。

去信任化的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交易条款用分布式账本脚本语言体现，不会造成理解上的分歧。二是矿工或验证节点按规则处理交易，矿工或验证节点本身是“竞争上岗”，使得交易被自动处理且难以被屏蔽。

（二）超额抵押与流动性占用、顺周期性问题

智能合约对转入地址没有要求，对转出地址则有非常强的要求：如果转出地址A中的Token数量低于X，交易就会失败。如何保证转出地址中有足够数量的Token？很遗憾，这个问题超出了技术范畴。区块链地址有匿名性，其控制者可以拥有多个地址，并且容易在不同地址之间切换。因此，区块链地址很难成为责任主体。这是去信任化的体现，但带来了信用风险管理问题。

考虑一个基于智能合约的债务合约：某一时点从A地址往B地址转X数量的Token，一段时间后从B地址往A地址转Y数量的Token。在后一时点，只靠技术没法保障B地址的Token数量超过Y，也就无法保障债务履约。这说明，智能合约尽管有去信任化的特点，却无法消除信用风险。这是根据智能合约构建区块链内贷款、债券和衍生品等面临的共同问题。解决方法是对还款地址设置超额抵押（Over-collateralization）。超额抵押现象普遍存在于DeFi借贷和链下支付通道（以比特币闪电网络为代表）等场景中。

去信任化程度与抵押品要求同向变化——去信任化程度越高，抵押品要求越高，反之则反是。这个关系不限于区块链领域，也存在于很多经济领域中。比如，在任何经济活动中，只要存在跨期还款，还款人在未来时点的还款意愿和能力就是一个重要问题。抵押品是最常见的履约保障措施，而还款人的信用可以抵补一部分抵押品要求。比如，在企业贷款中，银行对借款企业了解越多，在同等情况下对企业的抵押品要求越低。但区块链地址一般不关联现实身份，其行为就不可能在重复博弈中受到制约，也就没有任何声誉和信用可言。在这个情况下，完全去信任化，就需要超额抵押以保障未来还款。

超额抵押会造成三方面问题。一是流动性占用。流动性在任何时候都是稀缺资源。任何资产用于抵押，就意味着放弃其他收益更高的用途。比如，加密货币被抵押，意味着放弃在价格高点出售的权利。价格波动性越大，或抵押期越长，流动性占用造成的成本越高。二是影响风险定价效率。比如，在DeFi借贷中，还款由超额抵押保障，而与借款人的信用无关，因此借款利息不包含针对借款人的风险溢价。这使得DeFi借贷的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而在不同市场机制的竞争中，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机制在长期无法胜出。三是顺周期性问题。在抵押品价值下跌时，抵押品对债务履约的保障作用减弱。当减弱到一定程度时，抵押品会被处置。处置抵押品会进一步压低抵押品价值，从而进一步减弱对债务履约的保障。这个顺周期性问题在3月12日表现得非常明显。

（三）多重身份攻击和串谋攻击问题

去信任化还会造成多重身份攻击和串谋攻击。我用二次融资（Quadratic Financing）的例子说明。二次融资的合理性依赖于一个假设：组织者能可信地辨别不同参与者的身份，但区块链地址的匿名性容易造成套取补贴情况。首先，假设一个人控制多个地址，并将自己的资金分散到这些地址中，他在二次融资下将放大可获取的补贴。假设这个过程不受限制，能无限“换马甲”进行分拆投资，他可获得的补贴在理论上没有上限。这相当于针对二次融资的多重身份攻击。其次，假设多个人串谋发起一个假项目，他们在二次融资中套取的补贴可以超过自身投入资金。假设他们在套取补贴后就解散项目，把补贴分掉获利。这就形成了串谋攻击。

Gitcoin Grants（一个为以太坊开源项目周期性提供资金的众筹平台）在二次融资中运用Github 账户来防范上述两类攻击。Github 在注册时有反多重身份和反机器人机制，能有效提高多身份创建的难度。除此之外，Gitcoin Grants利用定期检验方式（主要针对账户龄、Github贡献值以及在Github上的活跃程度等）来判断是否为多重身份攻击。这相当于借助了Github的身份管理机制。可以看出，Gitcoin Grants的做法和前文介绍的ChainLink做法有逻辑相通之处。

总的来说，去信任化有优点，但可能造成超额抵押与流动性占用、顺周期性问题，以及多重身份攻击和串谋攻击问题。因此，不应不分场合地追求去信任化。比如，DeFi借贷如果不能突破超额抵押，发展瓶颈非常明显。

四、有机融合技术和机制设计

在任何经济活动中，参与者之间必须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关系，否则交易成本会非常高。信任是经济活动的“润滑剂”。前文已讨论了去信任化的局限。信任的产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一方面，技术可以产生信任。比如，ECDSA签名很难被伪造，一个合法签名肯定意味着签名者掌握私钥。另一方面，机制设计也可以产生信任。比如ChainLink的验证系统、声誉系统和认证服务，以及Gitcoin Grant对Github 账户的应用。在区块链领域，我观察到技术和机制设计在产生信任中的融合。用哈希时间锁的例子说明。

哈希时间锁是去中心化和去信任化环境中进行条件支付（Conditional Payment）的基础，是理解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的可编程性的一个关键。除了对密码学的应用以外，哈希时间锁的核心是序贯博弈。多个哈希时间锁可以组成多跳支付，是比特币闪电网络支付通道的基础，也在用央行数字货币进行跨境支付有广泛应用，被很多中央银行所关注。相向而行的哈希时间锁可以组成原子交换，在区块链应用于证券结算以及去中心化交易所中有重要体现。日本银行与欧央行合作的Stella项目就测试了哈希时间锁在券款对付（(Delivery Versus Payment，DVP）中的应用。

哈希时间锁针对的问题很简单：假设Alice要向Bob付0.5 BTC，但她与Bob之间没有直接的支付通道，需要通过第三人Carol中转。Alice如果先把钱给Carol，她会担心Carol是否会“截流”资金而非转给Bob。但Carol如果先把钱垫付给Bob，她也会担心Alice是否会认账。对这个问题，只靠技术是没法解决的。只靠机制设计尽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成本会非常高。比如，如果Carol “截流”，或者如果Alice不认账，她们就会上一个惩戒性质的黑名单。这类似ChainLink的声誉系统和认证服务，但建立起这套机制需要成本和时间。哈希时间锁采取了技术与机制设计融合的解决方案，其流程如下：

第一步：Bob设定原像R（也被称为暗示数），把哈希值H=Hash(R)告诉Alice。

第二步：Alice通过哈希时间锁向Carol进行条件支付：当且仅当Carol在T时刻前提供与哈希值H对应的原像R，Alice才向Carol支付0.5 BTC。类似地，Carol通过哈希时间锁向Bob进行条件支付：当且仅当Bob在t时刻前提供与哈希值H对应的原像R，Carol才向Bob支付0.5 BTC，其中t<T。

第三步：Bob如果在t时刻前向Carol提供R，获得0.5 BTC，此时Carol知悉R。反之，0.5 BTC会返回给Carol，Carol不会遭受任何损失。

第四步：Carol如果在T时刻前向Alice提供R，获得0.5 BTC。反之，0.5 BTC会返回给Alice，Alice不会遭受任何损失。

哈希时间锁内嵌一个序贯博弈（图1）。通过倒推法可以求解出序贯博弈的纳什均衡策略是：{Bob“在t时刻前提供正确原像”，Carol“向Bob支付，并在T时刻前提供正确原像”，Alice“向Carol支付”}（即图1最上方的路径）。因此，在参与者理性前提下，哈希时间锁中所有“条件支付”要么全部完成，要么全不完成但所有参与者都能拿回自己的资金，所以是原子式的（Atomic）。

从图1也可以看出，哈希时间锁占用了流动性：Alice的资金在T时刻前，Carol的资金在t时刻前，都可能处于不能动用的状态。如果Alice和Carol之间的信任关系很强，不用担心对方“截流”或不认账的问题，就不会有流动性占用。这呼应了前文的讨论：信任能释放流动性。

技术和机制设计融合的必要性还源于可编程性的局限。现实中，很多经济和社会活动不可能完全用编程语言来表达。比如，智能合约难以处理不完全契约（Incomplete Contract）。人是有限理性的，不可能预见到未来所有可能的情形，即便预见到也没法写进契约里，因此契约注定是不完全的。这就是现实中法律合同存在例外情形，以及发生争端时需要司法仲裁的原因。智能合约作为计算机协议，没法在编制时就能考虑到未来所有可能的情况。在出现这种情况时，就需要通过机制设计来弥补智能合约的不足。

我认为，区块链在融合技术与机制设计方面有很多值得尝试的创新。这源于区块链的双重属性：既有技术属性，更有经济和治理属性。区块链应用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

区块链技术尽管是第一位关注对象，但技术进步有自身规律，在性能拓展、跨链和隐私保护等方面不能急于求成。在技术进步放缓时，区块链经济和治理机制有巨大拓展空间，而且能弥补技术进步的不足。这方面的代表性例子是比特币。

分布式网络、分布式计算、非对称加密和哈希算法等比特币基础技术，在中本聪写比特币白皮书之前就已经被发明出来了。中本聪之前有不少人试图用这些技术来设计数字货币，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直到中本聪引入博弈论设计，用经济机制设计把这些技术有机拼在一起，才使数字货币成为可能。在围绕以太坊2.0的讨论中，有很多核心问题也属于博弈论和资产定价的范畴。

五、发挥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可编程性

价值结算伴随资源配置进行，而大部分资源配置是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进行的。因此，区块链要成为大规模价值结算协议，必须理解与区块链有关的货币和金融形态，也就是基于区块链Token模式的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与传统形式货币和资产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可编程性。可编程性源于区块链脚本语言，体现为多重签名、哈希时间锁和智能合约等。可编程性既是区块链应用于金融的基础，更使基于区块链对多方协作进行自动化价值计量、价值分配和价值结算成为可能。

对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本文的界定方法与其他文献不同。首先，本文所指的数字货币仅限于央行数字货币和全球稳定币，标准是同时具备交易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这三项基本的货币功能。姚前在《法定数字货币对现行货币体质的优化及其发行设计》（《国际金融研究》2018年4月）讨论了央行数字货币的可编程性，提出通过“前瞻条件触发（Forward Contingent）”设计， 让央行数字货币解决传导机制不畅、逆周期调控困难、货币“脱实向虚”和政策沟通不足等传统货币政策困境。他提出时点条件触发、流向主体条件触发、信贷利率条件触发和经济状态条件触发等创新设计（图2）。

其次，本文所指的数字资产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原生于区块链的加密资产（Crypto Asset）。加密资产形式多样，一般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一是加密资产发行由算法决定，与现实世界的资产或信用无关。

二是加密资产用途由人为赋予，可以作为支付工具购买一般商品或服务，也可以作为凭证兑换某些特定商品或服务，还可以代表特定场景下收益权或特定社区治理权，并依次分为支付型、证券型和功能型三类。

支付型加密资产代表是比特币和以太币。但如前文指出的，因为价格高波动性，支付型加密资产作为支付工具的表现很一般。功能型加密资产的发行在很多场合与商品或服务的预售联系在一起，是项目方为自己将要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筹资。证券型加密资产属于证券监管范畴，发行和交易都要遵守所在国的证券法，其判定标准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豪威测试为代表。

第二种数字资产是现实世界资产（比如证券）的Token凭证。其价值来自于所挂钩的资产或信用，同时发挥区块链的交易即结算和可编程性等特点。这种数字资产在经济逻辑上与稳定币类似，只是后者挂钩法定货币或法定货币篮子，前者可以挂钩证券、实物资产甚至是隐私数据的使用权。这种数字资产的经济合理性在于：

一是可能把非流动性资产切割成可以流通转让的标准化份额，提高市场流动性。但这需要在金融监管框架下运行，特别是遵守投资者适当性规则。

二是在挂钩证券时，可能改进金融交易后处理流程，改变证券托管、交易和结算体系。2017年，国际清算银行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发布研究报告《支付、清算和结算中的分布式账本技术：一个分析框架》。一些证券交易所做过这方面的试验，它们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区块链用于金融交易后处理，只有配合央行数字货币时，才能实现自动实时的券款对付（DvP）和监控资金流向等功能，否则区块链的改进作用并不大。

第三种数字资产在现实中还没有，但我觉得在理论上成立，称为“原生数字金融资产”，是基于央行数字货币的可编程性构造金融资产。

这种数字资产有三个核心特征：一是原生于区块链，而非作为现实世界资产的Token凭证；二是用可编程性来表达金融契约；三是价值基础是央行数字货币。原生数字金融资产可能实现新的资金融通方式，以及管理、对冲和转移现实金融风险的新渠道。我以一个原生数字债券为例说明。

假设t=0时刻，企业A向投资者B和C发债融资100元，投资者B和C各认购50元。债券票面利率为4%，于t=0.5和t=1时刻各付息一次，于t=1时刻到期还本金。假设所有资金融通均通过央行数字货币实现，在t=0.5和t=1时刻由中心化预言机从链外读入时间信息并触发智能合约。表2给出了原生数字债券有关的资金和证券活动特征。

投资者B和C分别持有企业A发行的面值为50元的债券。接下来考虑债券的二级市场交易。假设在t=0.6时刻，投资者D用25.2元从买走投资者C持有的一半债券。表2显示了原生数字债券交易。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第一，原生数字债券以代码（智能合约）形式存在于区块链上，不需要中心化托管机构。第二，原生数字债券中的资金和证券活动是自动执行的，没有操作风险，效率非常高。第三，原生数字债券交易直接在区块链上完成产权变更，这会对债券流动性风险产生显著影响。第四，如前文讨论的，只靠智能合约没法保障债券履约，所以原生数字债券有信用风险。这些逻辑，对基于央行数字货币的可编程性构造股票类、保险类和衍生品类等原生数字金融资产都成立。

最后，我对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有两点评论。

第一，技术可以改变金融产品、活动和机构等的形式，但不会改变金融功能，区块链也不例外。金融有六项基本功能：1.支付清算；2.资金融通和股权细化；3.为实现经济资源的转移提供渠道；4.风险管理；5.信息提供；6.解决激励问题。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也有这六项基本功能，但在具体表现上与传统形式的货币和金融资产有很大差异。这方面有很大的创新和想象空间。

第二，可编程性可以解耦原先绑定在一起的金融功能，还可以把原本不相干的金融功能组合在一起。比如，传统上认为，货币的三项基本功能（交易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是不可分割的。普林斯顿大学Markus Brunnermeier教授与合作者2019年一篇工作论文讨论数字化对货币的影响。他们认为，一方面，货币的多重功能可能被分拆，使得造成承担特定功能的货币之间更激励的竞争。另一方面，数字货币与平台生态的结合，可能重新组合货币功能。特别是，支付和一系列数据服务打包，使得不同平台更趋差异化。本质上，他们研究的问题就是：可编程性解耦多重货币功能，突出某一方面功能，并与平台生态结合，以形成差异化。

因此，当我们讨论数字货币与数字资产的时候，需要看到它们不是简单的Tokenization：第一，它们对应的资产可以丰富多样（货币只是其中最简单的一种），并伴随流动性创造和金融深化。第二，可编程性不仅是数字化，更是程序化和智能化。第三，可编程性对金融功能的解耦和组合，使得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能实现灵活的权益赋予、转让和保护等功能。

本文作者：

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曾长期供职于中央汇金公司、中国投资公司和南湖金融服务公司，加入万向区块链前为比特大陆首席经济学家。邹传伟博士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商业银行、固定收益证券、金融投资、风险管理、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和金融监管，在区块链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包括《泡沫与机遇——数字加密货币和区块链金融的九个经济学问题》和《区块链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2018年第4号）。邹传伟博士曾荣获首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和第五届中国软科学奖（前沿探索奖）。